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事业的现状与挑战
自然保护地是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对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事业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需要持续的努力和创新来克服这些挑战，以实现生态环境的持续保护和改善。
1956年，位于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的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1979年至1998年，我国的自然保护地建设步入正轨，形成一定数量的自然保护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遗产保护事业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建立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文化遗产、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多种类型保护地，基本覆盖了我国绝大多数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遗产资源。
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自然保护开始有了法律依据。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从十个方面规划生态文明建设，描绘了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5年初，我国出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2019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首批5个国家公园。
目前我国有1.18万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包括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海洋公园、地质公园等，占国土陆域面积的18%，海域面积的4.1%。
这些自然保护地的建立，生态保护措施的实施，有效地缓解了自然资源消减和退化趋势，实现了对重要自然资源、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和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为生物多样性保育创造了极为重要空间基础。
管理碎片化严重：众多自然保护地未形成有机协同的保护体系，自然保护地类型众多但因各部门按资源类别和行政区域设置，58%以上的自然保护地区域交叉空间重叠，各类保护地功能雷同，分头管理碎片化严重，自然保护成效低下；
未形成系统性布局：自然保护地一直由地方自愿申报设立，缺少顶层设计，全国性的系统布局不够，存在大量的自然保护空缺，许多该保护的重要生态空间长期得不到保护；
保护管理矛盾尖锐: 自然保护地内存在大量空间矛盾冲突，如全国自然保护地内还有城镇建成区21万公顷、村庄45万公顷、耕地500万公顷、矿业权1400万公顷，区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生活与保护管理矛盾尖锐；
资金机制单一：虽然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了企业和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但资金机制相对单一，需要构建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
自然生态系统较为脆弱: 森林生态系统纯林化、幼龄化明显，草原生态系统超过三分之一处于退化状态，湿地生态系统在过去10年间减少了8.8%且40%的重要湿地面临严重退化威胁，87%的野生动物种群受到栖息地干扰、缩减、割裂、退化等威胁，210种以上外来入侵物种已进入自然保护区并造成了严重侵害。
为了彻底解决我国自然保护领域系统性、历史性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7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国家公园体制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首批5个国家公园。国家公园有以下特点：
● 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按照自然生态系统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考虑保护与利用，对相关自然保护地进行功能重组。
● 由国家确立并主导管理，部分国家公园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其他的委托省级政府代理行使。条件成熟时，逐步过渡到国家公园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
国家公园体制并不是把所有的保护地都变成国家公园，而是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各类自然保护地为核心、生态保护红线为基础、天然林草等重要自然生态保护修复区域为支撑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格局。
通过布局研究，将生态本底最好、生态价值最大、生态功能最强的区域，规划全部纳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国家公园体系一旦建立预计可以覆盖自然保护地极关键区的50%，剩余50%区域主要按照自然属性、生态价值和管理目标，结合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设立自然保护区、各类自然公园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
国家公园体制的目的是建成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交叉重叠、多头管理的碎片化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国家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得到有效保护，形成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新体制新模式。
信息来源：生态环境部
